快过端午节了，又要吃粽子了吧？我喜欢吃肉粽子，因为肉粽子有油，吃起来很滋润。我家附近的菜市场有一家卖粽子的小摊位。这个摊位是个老婆婆开的，她卖的是自己手工包的肉粽子。我很喜欢吃这个老婆婆包的粽子，她包的粽子里面有好大一坨肉。而且这坨肉还分为一半肥肉，一半瘦肉。肥瘦搭配，很是用心。我早上吃上一个老婆婆的粽子，往往就意味着一天有个好开端。毕竟好的早晨就是一天里最初的幸运。
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节日。屈原这个人很奇怪。我看过一点《楚辞》，我怀疑屈原就是个同志，而且是个放浪形骸的同志。但要知道屈原那个年代并没有礼教大防。礼教大防是后来明清的玩意儿，所以就算屈原孟浪一点也完全可以理解。甚至再说破一点，屈原写的其实就是古代的同志文学。而古代的同志文学竟然可以登上大雅之堂，可见古代对同志的看法要开明得多。
以前有种说法叫脏唐臭汉，就是说唐朝，汉朝都是性开放的时代。在这两个时代，女人是可以随便上街，随便上菜市场的。有的女人甚至像男人一样骑马、打马球。可后来呢，中国人却开始给女人裹三寸金莲。把女人硬生生折磨成一步三摇的残疾人。这真是明清中国男人的恶趣味。幸好辛亥革命把女人的脚解放了，这才算还给中国女人一个健康的身体。
所以啊，辛亥革命其实是好的。即便你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，你也不能否认这场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福音。在清朝的时候，中国只有满清贵族，普通汉族人都是贱民。但辛亥革命后呢，中国出现了许多由普通汉族人构成的中产阶级。
不要小看中产阶级。中产阶级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踏上了自由文明平等之路。因为封建制度只维护封建贵族，而资产阶级国家才会维护中产阶级。至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的是什么？是农民和工人吗？我觉得不是。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的其实是红色特权阶级，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并不好过。
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饿死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农民，也有工人，但没有听说过有饿死红后代的。所以说社会主义维护的是造反家族及其后代，没有造反的农民和工人一样等于零。以前成都水碾河有一座雕塑就叫工人阶级等于零。后来官方觉得寓意简直不好，于是就把雕塑移走了。移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没有人再看见过工人阶级等于零。
有趣的是，真的有一部分国营大厂的工人怀念过去的三十年。在那三十年里面，农民的日子不好过，但这些国营大厂的工人却活得很不错。一大箱，一大箱的国光苹果分到家。平时肥皂，卫生纸，洗衣粉免费领，用都用不完。农民还在挨饿呢，这些国营大厂的工人却天天在工人食堂吃回锅肉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：红色贵族在为自己寻找社会基础。换句话说红色贵族自己吃馍的时候，掰了一块馍给这些国营大厂的工人吃。这样当然好，国营大厂的工人相当于享受了一部分红色贵族的待遇，成了人上人。至于广大农民和普通工人，对不起，馍没有这么多，所以你们吃不到。
我有一个叔叔，这个叔叔六十来岁了。但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还很年轻。这个叔叔就是成都东郊国营大厂的工人。叔叔每次饮酒必说的话就是：“你们不要说这么多，我就觉得毛泽东时代好！就是好嘛！看看现在，简直一团糟。”
我暗暗笑这个叔叔迂腐，但又觉得他说的是心里话。他是那个时代的特权阶级，所以怀念毛时代。可大部分的普通人呢？农民、普通工人、手工业者和零散就业者却一定不喜欢毛时代。他们喜欢的是邓爷爷。邓爷爷一改开，很多被工人老大哥压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就翻身了。一翻身就成了大款，明星，成功者。这些后来居上的年轻一代能不说：“小平，你好”吗？
毛时代我没有经历过，但听老人们说那个时代的人真的很单纯。毛爷爷一号召什么，大家就去做什么，简直纯洁无瑕。后来邓时代来了，中国人就变复杂了。什么一切向钱看，性开放，偷盗抢，黄赌毒，全都冒出了头。说是这么说，但大家还是觉得邓时代挺不错。因为在邓时代，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，一切都是充满生机的。
据说在邓时代，你在街角摆个小烟摊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哪里像现在，偌大一间铺面硬是租不出去。很快邓时代过去了，中国人迎来了江时代。江时代好啊，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开明时期。江同志有一句名言：“以德治国。”这真的很开放。以德治国，意味着社会人拥有充分的自由，因为道德本来就是软性约束。后来胡时代讲：“依法治国”。这就硬了点，但也还好。因为法律虽然严格，但是是被动的，不会主动束缚人的行为。
现在呢，厉害了，讲究的是“社区治国”。我就纳了闷了，怎么会是社区治国呢？以前社区就是居民委员会，是个居民自治组织，并没有什么权力。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一般都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，管点发耗子药，打扫卫生什么的事。但现在的社区却是一级组织，动不动就要打电话问居民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怎么怎么了的？”可见现在的社区其实是国家机构，是公权力的机关，再也不是居民自治组织了。
我很害怕现在的社区治国，我觉得以德治国很宽容，依法治国也能接受，但社区治国简直恐怖。社区治国的本质是不是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一脉相承？再往上探究，元朝的时候规定，一人犯罪，一甲的所有居民都受罚。所以，这社区治国学的是国民党，学的是元朝嘛！哪里学的是新加坡呢？新加坡的社区是一个服务机构，中国的社区是权力机构加特务机关。
自从我写作《人间凯文日记》以来，社区就把我盯上了。每隔半个月，就会有两个女人来我家探访。两个女人一进我家门就问：“按时吃药没有？不能写了哦！还有吴凯去做个体检吧，免费的。”我知道自己已经上了社区的黑名单，所以她们是在监管我。除了上门探访，社区还会给我打电话：“今天在做什么？我们改天去看你。”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不寒而栗，觉得自己有一种被捉奸在床的既视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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